“药罐里的浪费”和“舌尖上的浪费”一样需要关注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和有力行动。实际上除了“舌尖上的浪费”，“药罐里的浪费”同样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药罐里的浪费”存在多种形式，如个别患者用医保卡购买药品并非法转售给药贩子，如大处方带来的不合理用药。而更普遍的情况，则是家庭过期药品带来的浪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院和药店常用小纸袋装一定剂量的药片，药师会把服用时间和方法写在纸袋上，开多少服多少——这个画面至今还印刻在一些人脑海里。随着生活的改善和药品包装的精致化，人们习惯于整盒、整瓶地开药，既便捷又放心。加之一些家庭有囤积常备药品的习惯，不少半盒、半瓶的药慢慢就剩下了，慢慢就过期了。有研究估算，每年我国家庭过期药品多达1万吨以上，货值金额以百亿元计。这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带来过期药品回收后再次出售的安全隐患。在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如果只有源头收紧而没有终端“跑冒滴漏”封堵，治理效能恐怕要打折扣。

    从2000年起，国家药监局颁布和多次修订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就明确规定，药品零售操作包括药品拆零销售，并要求药品零售经营场所具备所需的调配工具和包装用品。然而现实不尽如人意。笔者曾调研过北京多家药店，尽管也看到一些店内拆零箱，但当询问100片装的黄连素能否拆分销售时，均得到否定答案。究其原因，治疗感冒、发烧、腹泻等普通药品货值较低，其利润无法覆盖拆零成本，作为市场主体的药店缺乏动力。同时拆零还会带来药品污染、后续储存安全等风险，因此监管部门的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被药店模糊执行，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民众往往倾向于过度购药，以对冲身体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

    可见，家庭过期药品陷入监管引导、企业动力、民众意识的三重困境，这不是单纯的政策命题，也无法由一个主体解决，着实考验治理智慧。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慢病管理意味着越来越复杂的用药需求，需要日益精细化的药品分配。不妨以药品拆零为小切口，撬动药品浪费的大治理。一方面从供给侧发力，药监、医保、医政等制度设计要有所倾斜，激发医院和药店提供药品拆零的内生动力，而不是开大处方或诱导性推销。与之相关的是技术创新，借鉴发达国家智能化拆零装备、中心药房配送等经验，提高民众获得社区药事服务的便捷度。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入手，在全社会倡导节约药品就是保护环境、节约药品就是保障药品安全的良好观念，引导民众的科学购药意识和行为，逐步接受药品拆零销售。

    我国已经从结构上解决了缺医少药问题，正在从制药大国向新药强国转变。只有让每一粒药都发挥其治疗效用和经济价值，而不是走粗放式道路，才能倒逼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和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有药可用，就越要省着用，用出高效率。杜绝“药罐里的浪费”，不仅是健康中国的题中之义，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建议从药品拆零做起，尽快形成政策、产业和社会相协同的治理体系，解决药品浪费问题，进而保障药品安全、可及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