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坚持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主体进入多极化格局时代。
2012年，世界适逢“政治大选、经济低迷、外交动荡、量化宽松”，全球“三个中心”格局凸现：欧洲金融危机中心、中东局部动荡中心、东亚经济增长中心，这些因素纵横交错，相互关联，牵动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全局。一方面，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全球治理结构不断改善、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整体性趋势逐渐形成，众多有利因素叠加，增强了开放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卷土重来、国家博弈层层加码、地区不稳定时有爆发，诸种偶然因素汇集，增加了开放经济发展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总之，2012年世界秩序变化带来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叠加，共同构成了上海对外开放的总体环境。
1.有利条件。（1）全球化仍向纵深发展。当前，科技革命和跨国投资贸易已成为全球化两大发展趋势。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带动研发进程加快。跨国企业从自主集中式研发迅速向合作研发转化，研发机构全球布局加快调整，中、印等新兴大国受益颇多。二是跨国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投资贸易新格局。苹果、脸谱等跨国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变革，以颠覆式创新宣告“平台经济”时代来临，加速了世界范围内贸易、投资融合发展。总体来看，虽然危机以后速度有所放缓，但全球化趋势没有改变，仍然在科技和跨国投资贸易的推动下向纵深发展，2013年及未来几年仍然是中国利用全球化机遇的重要时期。
（2）区域化“疾进”。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复苏困局等挑战，各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力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欧元区各国签署多个协议应对危机；东盟签署《2011～2015年东盟旅游发展战略计划》，加速东南亚单一旅游目的地形成。我国继续推动自贸区建设，完成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整体上看，区域化已经成为当前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区域化安排客观上也部分抵冲了全球化进程。
（3）世界产业转移“多维度”。这轮产业转移有3个特点：一是区域依然不均衡，即东亚和东南亚仍是产业转入重点地区，而非洲、南亚、西亚及转型经济体FDI（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持续下降；二是双向转移趋势加剧，即在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回流；三是服务业转移增多，即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逐渐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成为我国吸引服务业转移的重要优势所在。
（4）亚洲国家率先引领全球增长。2012年，亚洲国家仍然保持稳定发展势头，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力。而且，增长动力进一步优化，经济复苏主要靠强劲内需推动。亚洲率先引领增长，为抑制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提振国际需求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5）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共舞。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坚持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主体进入多极化格局时代。其中，2012年第二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是中国把印度作为美国之外唯一开展战略经济对话的国家，有利于最终实现“龙象之争”转向“龙象共舞”，共同发挥起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协调作用。
（6）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总集成国。一方面，“中国制造”大量采用加工贸易方式，从世界范围内引进资本、技术和零部件，与本土劳动力、资源优势结合后出口到世界各地，进口规模居世界第二、出口世界第一，大进大出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中国对亚洲（日本、东盟、中国台湾、韩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而对欧美存在巨额顺差。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2年前3季度，中国对欧美累计贸易顺差2.5万亿美元，对亚洲4个国家（地区）累计贸易逆差1.7万亿美元，二者之间相关性高达0.9，对亚洲逆差占对欧美顺差比重近70%，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亚洲资源的总集成作用。
（7）政策利好叠加效应不断显现。2012年中央政策迭出，内容涉及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等诸多方面。这些措施叠加效应逐渐显现，为外贸企业提供了缓冲时间，减轻了生存压力，寻找转型升级的发展空间。
2.不利条件。（1）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添变数”。一是国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全球经济不振，传统和新兴市场需求同步减弱，外需下降严重拖累了上海出口增长。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2012年，贸易保护不仅呈现出从传统产品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趋势，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贸易限制性措施也明显增多，增大了上海出口增长难度。三是全球量化宽松冲击金融市场。
受美国QE3影响，日、加、澳等国家货币政策纷纷“量化”，造成全球资本泛滥，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热钱流动乱象，对开放经济和政策形成了冲击。
（2）国际资本无序流动“添隐忧”。一是美国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导致制造资本开始回归。近年来，美国积极推动“三增三减”即增储蓄减消费、增税收减赤字、增出口减进口，积极吸引海外制造回归，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已成为我国引进高端制造资本的“隐忧”。二是金融风险波动无常，国际汇市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从年初大规模资本流入转为年中资本大量流出，印、巴、俄等国家资本流入总量收缩近半，并伴随货币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3）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添乱”。一是美国主导的TPP对亚洲一体化形成挑战。二是南海争端影响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三是钓鱼岛争执导致中日“政经双冷”。
3.利弊兼有条件。（1）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有喜有忧”影响。2012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债券、人民币互换协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以及人民币对外直投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沿着“多点开花，稳中求进”的路线图前行，为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波幅增加，从两个途径对上海开放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是人民币汇率走势越来越受到市场投机因素影响，准确把握汇率走势难度不断增加，增加了外贸、外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二是人民币阶段性加速升值或贬值分别会引发国际资本在短时期内大规模流进流出，冲击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和政策效果，不利于开放环境的健康发展。
（2）贸易投资规则变化“有利有弊”。2012年美、欧联合发表的《国际投资共同原则》确立了承诺实施开放和非歧视性投资政策等7项原则，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竞争中立、劳工、环境保护、安全审查、投资争端解决等新议题，对于我国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而言，这虽有利于保护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但也牵制了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行动，削弱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比较优势，抬升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的门槛。
（3）国内转型加速推进“有甜有苦”。“甜”的是创新开始引领转型，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拓宽、规则制度不断完善、投资环境趋于优化、产业结构显著调整，使得上海建设最开放城市的基础条件越来越完备。“苦”的是上海面临财政流动性减速问题，土地、劳动、资源等要素成本和节能减排、生态建设等环保成本及知识产权保护与购买、无形交易等成本在不断升高，基于人口红利的低成本优势受到强有力挑战；制造业投资转移加快，新兴产业培育缓慢，出口快速增长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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