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团队：东北经济破局得从产业基础出发

    8月21日，林毅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为吉林转型升级开出新药方，发布了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报告发布后，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

    8月31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回应核心质疑。付才辉认为，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东北经济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另外，他从多个方面分析他对吉林GDP增长率回“8”冲“10”有信心的几大原因。

    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

    《21世纪》：目前外界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发展轻工业的产业建议质疑;二是认为报告只谈了产业政策，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你怎么看?

    付才辉：我浏览了一下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复得很多了。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反对者大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认为轻工业太低端。

    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确，我们的报告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

    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在发展中解决的，而不是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诚如大家所言，东北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但这些问题全国也都存在，并非东北独有。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引用了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观点：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方面是“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制度究竟是不是第一位的，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报告开篇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就交待了这一理论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其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点认识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是基本没有的，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

    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

    《吉林报告》所运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来源，当然就不会认为制度是第一位的了。作为制度环境一部分的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和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战略，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权，营商环境就会差。

    过去实施赶超战略。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这时，就要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吉林省有不少地方通过这种改革方式破茧重生。比如我走访过的通化市，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当年的通钢事件是改革的反面例子，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通化利用其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现在已经赫赫有名。